（吉隆坡11日讯）前SRC International私人有限公司主席Tan Sri Ismee Ismail指出，拿督斯里纳吉下令该公司将公务员退休基金局（KWAP）首批20亿令吉贷款中的大部分资金转移到国外。

他昨日在法庭上表示，纳吉通过SRC董事经理兼董事Nik Faisal Ariff Kamil下达指令，将15亿令吉转移到瑞士的瑞意银行（BSI Bank）。

同时，另3亿令吉被转到香港的瑞士宝盛银行（Bank Julius Baer & Co Ltd）。

控方第39名证人Ismee说，剩余的2亿令吉保留在国内，充作SRC的营运开销。

Ismee供称，转移资金的决定是Nik Faisal于2011年9月7日单独会见纳吉时提及。

Nik Faisal在2011年9月13日第二次董事部会议上，向SRC董事部传达了这一决定。

Ismee被要求出示Nik Faisal和纳吉的会议记录，因他只交出由Nik Faisal提供给他的副本。但这份文件遭辩护律师Harvinderjit Singh反对，因为可能是伪造，因此不应被标记或承认为证据。

这是尽管副检察官Datuk Ishak Mohd Yusoff不断指出，与纳吉会面的部分详细记录也记录在2011年9月13日的SRC会议记录中。

最后，承审法官Mohd Nazlan Mohd Ghazali允许将有关文件标注为“识别目的”，而非证据。

Ismee进一步作证说，他在2014年初前往瑞士，以向瑞意银行查询15亿令吉是否还在，并获一名“非常高级人员”保证，尽管这笔钱没有用于Aabar Investments，但这笔钱还在。

他称，在2014年SRC的第一次董事部会议上，董事部要求将资金带回来。

然而，他于5月递交辞呈，辞去董事部职务和主席一职，2014年8月15日生效。

企业监管问题迫使Ismee辞职

Ismee指出，公司的企业监管问题迫使他辞职。

他说，他于2011年获委，因为他自2009年起担任一马发展公司（1MDB）的董事。

他于2014年5月6日呈辞，并于同年8月15日生效。

“2014年5月至8月，我不再参与SRC的管理。我辞职是因为我不同意由总执行长Nik Faisal Ariff Kamil所领导的公司管理，尤其是账目和财务方面。”

他补充：“SRC的大部分行动都是由担任SRC总执行长的Nik Faisal所进行。Nik Faisal将把工作文件提交董事部决定，并对SRC将要进行的每个项目采取后续行动。”

对于SRC，Ismee表示，董事部的所有决定都需要征询名誉顾问拿督斯里纳吉的意见，且若有任何决定要知会纳吉，都是通过Nik Faisal。

“Nik Faisal是SRC董事部与纳吉的桥梁。只有Nik Faisal会将有关公司的任何讨论或决定转达给这位前首相。”

他回答Ishak的盘问说：“我曾提出SRC日常运作的监管问题。Nik Faisal会回应说，这个问题已经讨论过，并与政府达成一致。在我看来，Nik Faisal提到的‘政府’指的是纳吉。”

他补充，他知道时任首相纳吉有权委任他为SRC董事，也可辞退他。

“我意识到纳吉拥有‘雇佣和解雇’任何SRC董事部成员的最终权力。”

SRC的2013年审核账目未提交

Ismee解释说，促使他辞职的原因是，他和几名董事部成员被公司误导，认为2013年的审核账目已提交给大马公司委员会，而实际上并没有。

“我通过《The Edge》在2014年初的报道，发现这些账目并未提交。我承担这一责任，并决定辞职。”他补充，接替他的是Datuk Che Abdullah @ Rashidi Che Omar。

Ismee还称，当他2011年加入SRC时，他监督公司在2011年8月和2012年3月分别从KWAP获得两笔各20亿令吉的贷款。

据他说，上述贷款是SRC取得政府担保后获得的。

“在40亿令吉的贷款中，大约4000万令吉用来购买房产，后来卖给了SRC子公司Gandingan Mentari私人有限公司。”

Azian：纳吉是我的大老板

早些时候，前KWAP总执行长Datuk Azian Mohd Noh解释说，前首相兼财政部长纳吉是她的“大老板”（ultimate boss），因此对KWAP批准向SRC贷款的决定具有影响力。

她说，SRC志期2011年6月3日的39亿5000万令吉贷款申请信，附有支持贷款的注释，虽然在法律上非强制性迫使该局向SRC提供贷款，但不能说没有任何影响，因为这封信的注释来自纳吉，是掌管KWAP的人。

她接受Ishak盘问时表示：“这封信来自我的大老板，我不否认有任何影响。”

（编译：陈慧珊）